研究背景
“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两大战略叠加，乡村旅游被赋予“城乡融合纽带、共同富裕引擎”的新使命。2023年国内乡村旅游产值突破9000亿元，农民人均旅游收入达1903元，但“成长中的烦恼”同步凸显：旺季交通拥堵、停车缺口、污水垃圾处理短板、网络信号盲区、基层服务人才匮乏等公共服务供给滞后，成为游客体验“痛点”和产业升级“卡脖子”环节。与此同时，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农业农村渗透，催生“数字乡村”新场景。政策层面，《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明确提出“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工具、新路径。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已形成“评价—影响因素—提升对策”的初步框架，但尚缺少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兼顾“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的系统性实证证据。基于此，尹鹏等人立足经济地理学与技术经济交叉视角，尝试回答“数字技术创新究竟能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空间范围内改善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这一兼具理论价值与政策紧迫性的问题。
一、研究问题
文章将总问题拆解为四个递进子问题：
1.数字技术创新是否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产生直接促进作用？
2.如果存在促进作用，其传导机制是“人力资本提升”还是“产业升级”？
3.该作用在不同地理区位（东、中、西部）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区域是否呈现异质性？
4.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突破行政边界，对邻近省份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溢出方向与强度如何？
二、研究方法
1.研究范式：实证计量+空间计量。
2.模型梯队：
①基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Two-wayFE），验证直接效应；
②中介效应模型（Baron&Kenny拓展版），检验“数字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升级→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传导路径；
③空间杜宾模型（SDM，双重固定），识别空间溢出与总效应分解。
3.变量设计：
被解释变量：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RPS）。作者构建“基础支撑—核心保障—品质提升”3个维度17项三级指标，采用熵权法合成综合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DTI）。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全量专利库，匹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3）》，提取2013-2022年30省份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申请量，企业级聚合到省级。
中介变量：人力资本（HUM）=每十万人本专科及以上人口；产业升级（IND）=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控制变量：人口规模、人均GDP、城镇化率、公共支出占GDP比重。
4.稳健性与内生性：
①替换核心变量（科技发展水平替代DTI）；
②剔除直辖市；
③剔除疫情冲击年份（2020-2022）；
④1%缩尾；
⑤工具变量法（DTI滞后一期做IV），通过不可识别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及2SLS回归。
5.空间权重：采用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双重验证，Moran’sI检验确认空间自相关。
三、数据来源
1.专利数据：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2013-2022年企业发明专利，IPC分类号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映射。
2.旅游公共服务指标：
①基础支撑类——《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乡村道路、公厕、住宿餐饮单位、投递线路等；
②核心保障类——《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村卫生室、医生数、固定电话、宽带普及率；
③品质提升类——《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广播电视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垃圾污水处理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等。
3.控制变量：《中国统计年鉴》常住人口、人均GDP、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支出。
4.样本范围：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30个省级单元，平衡面板300观测值。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补齐。
四、研究结论
1.时序特征：2013-2022年全国乡村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均值由0.3177升至0.3340，年均增幅仅0.57%，呈“波动缓慢增长”；区域差异显著（标准差0.154），河南最高，上海最低，整体呈“东高西低”梯度。
2.直接效应：基准回归系数0.174（1%显著），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仍保持1%显著正向，证实H1。
3.机制检验：
①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系数0.429，1%显著）；
②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推动产业升级（系数0.635，1%显著）；
③将两中介变量纳入后，DTI对RPS的直接效应下降但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并行中介成立，H2得到支持，且产业升级效应更强。
4.区域异质性：
①地理区位——东部DTI系数0.128（1%显著），中西部不显著；
②经济水平——高于全国人均GDP中位数的“高发展水平组”系数0.142（1%显著），低组不显著。
5.空间效应：
①Moran’sI显示DTI与RPS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
②SDM分解结果表明：本地（直接）效应为负（-0.573），邻地（间接）效应为正（0.552），总效应略负（-0.021）。作者解释“本地负”为竞争效应——核心城市数字技术投入强度高，短期内虹吸邻近要素，导致本地旅游公共服务边际收益递减；但“邻地正”表明确实存在跨省溢出，邻省DTI每提高1%，本省RPS提高0.552%，跨省溢出大于省内溢出。
6.稳健性：四种稳健检验与IV-2SLS结果均与基准一致，排除偶然性与反向因果干扰。
五、研究贡献
1.理论层面：
①将“数字技术创新”纳入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分析框架，弥补以往研究侧重“财政投入-基础设施”传统要素的不足，拓展了数字经济与乡村公共服务交叉研究边界；
②构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双路径中介模型，揭示数字技术赋能旅游公共服务的黑箱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复制范式；
③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首次量化“跨省大于省内”的空间溢出特征，回应了经济地理学关于“数字技术压缩空间距离”的经典命题，丰富了增长极理论与扩散效应在数字时代的经验证据。
2.方法层面：
①采用专利IPC与数字经济产业分类精准匹配，解决“数字技术创新”度量泛化问题；
②指标体系兼顾“可行-可安-可享”游客体验演进逻辑，为乡村旅游公共服务量化评价提供新标尺；
③多重稳健性与工具变量策略联动，增强因果推断可信度。
3.政策层面：
①提出“要素投入-模式创新-协同治理”三维政策包，细化到5G基站、数字平台、人才计划、沉浸式体验、跨区域数据共享等落地场景，为部委和省级政府制定数字乡村专项规划提供直接依据；
②证实“东部领先、中西部滞后”及“高水平地区受益更大”的现实，提示中央财政应在数字基础设施与人才培训方面对中西部进行倾斜性投入，防止“数字鸿沟”演变为“旅游公共服务鸿沟”；
③空间溢出结果强调“跨省协同”比“省内自给”更重要，呼吁建立省际乡村旅游大数据联盟、联合营销基金与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区域一体化治理。
六、小结
综上，该文以严谨的计量设计、扎实的空间证据和鲜明的政策指向，系统回答了数字技术时代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为何提升、如何提升、谁来提升、在哪提升”的核心命题，为乡村振兴与数字中国协同推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科学路径。
编辑说明：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论文信息：尹鹏,李瑞庆,王莎莎,等.数字技术创新对乡村旅游公共服务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J/OL].经济地理,1-14[2026-01-22]. 文章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如有侵权请联系@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