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男，四川大学教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区域社会史、民族史。

林松，男，四川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伊犁师范大学自治区教育系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与实践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是重视文化的民族。五千多年来，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世界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大一统格局成为我国历史传统和独特优势。辽阔的疆域以及自古以来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得中华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状态。中华传统文化的多重元素因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朝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与发展，文化辐射影响四方，推动了中华文明的演进，促进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国疆域内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随着秦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大一统思想逐渐形成。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的官方正统地位，从此儒学受历代推崇，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统一了西域地区，并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以郑吉为西域都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都护府的创设，密切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各民族的往来，双方的交往交流交融渐趋频繁。此后儒家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推动了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繁荣发展。

学界研究儒家文化流布西域的学术成果已较丰富，或聚焦吐鲁番文书整理、语言学与汉唐制度考证、文献考订等，或从政治史角度探讨儒家文化通过制度化手段影响边疆社会；或从民族文化史角度分析儒家文化与西域本土文化、宗教的互动关系等。而讨论儒家文化在西域传播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连续性和互动关系则较少。事实上，儒家文化的传播塑造了西域的华夏认同，文化认同推动了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本文立足于西域出土文献，从历史学、边疆学、古典学等视角，尝试系统梳理儒家文化流布西域的历史进程，探讨其促进华夏认同成为“边疆中国”的历史作用，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思路。

二、儒家文化在西域的广泛传播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为了促进政令畅通及推动各地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以秦“小篆”作为官方统一文字，以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文化国策，不仅推动了中国古典文明的确立，而且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西汉统一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儒家文化得以在此传播。新疆罗布泊土垠遗址出土汉代木简《论语·公冶长》篇，证明了儒家文化传播到西域的史实。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精绝国”汉文读本《仓颉篇》残简，且出土了精绝王室成员间应酬赠礼场合使用的汉文“木签”，可知西汉朝廷曾派遣教师教授精绝王室以汉文。西汉黄门令史游所撰《急就章》（又名《急就篇》）系我国史上著名的童蒙识字教材，由“姓氏名字”“器服百物”“文学法理”三部分组成，儿童就学后可以习得基础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有助于学童识字、提高知识、开拓视野。而楼兰出土的《急就章》抄本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一部，这是目前已知传入新疆最早的小学教材。

中国自古被誉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仪是中华文明的代名词。礼仪制度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政治交往与民间交流传入西域。应西域乌孙王之请，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以宗室女细君公主前往和亲，“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和亲公主到乌孙，中原儒家典章制度、礼仪文化随之传入，推动了儒家文化流布西域。南疆“龟兹”王绛宾迎娶汉室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后，偕夫人于公元前65年入朝获授印绶，龟兹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仰慕汉朝文化之情溢于言表。所谓“汉衣服制度”指先秦礼仪制度尤其是《礼记》《仪礼》《周礼》冠服体系规定，“汉家仪”即中原儒家礼仪制度。可见两千多年前儒家礼仪已在南疆得到较大传播，尼雅遗址所见精绝王夫妇合葬墓墓主面覆锦质面衣，亦体现儒家丧葬礼俗。

西汉丝织业已甚发达，已采用织机、纬车等先进器具，生产出彩色提花、单色提花、平纹等多种丝织产品。新疆出土及传世了大量中原丝织品，目前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等地的大量汉晋南北朝至唐代丝织品，相当数量系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生产。有研究者指出，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唐织锦基本上都是蜀锦，唐代更是非蜀产莫属。其中楼兰——尼雅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罕见的丝绸制品残片，色彩鲜艳，织锦文字清晰地体现了吉祥祈福、政治治理、儒学教化及社会价值等理念。如西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东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望四海富贵寿为国庆”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等，这些文字织锦与汉代丝绸纹饰类型一致，所绣吉祥文字体现了华夏文明与儒家价值理念。尤其是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蜀地所产西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现珍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为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白虎、瑞兽、祥鸟走动于星际、云气间，纹样独特，色彩绚烂，寓意祥瑞。“中国”泛指中原地区，“五星出东方”指土、火、水、木、金五大行星在特定时段日出前齐现东方的罕见天象，一般约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出现一次，传统中国认为这是预示着国家繁荣、文化昌盛之“天意”，反映了儒家文化“天人感应”理念。文字织锦的大量发现，实证了汉朝政府治理西域史实，揭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诸绿洲诸城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内涵。随着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中原地区儒家典籍、礼仪制度等在西域广泛传播，推动了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儒家思想主导地位在西域的确立

此外，1975年在哈拉和卓墓中出土有西凉建初四年（408）的《秀才对策文》，讲述了张弘、谘、马骘三位秀才的一篇对策，“论及对上古天下大和，而三代（夏商周）频繁更替的原因，又讲到对《诗经》中风、雅、颂的理解及其与治理国家的关系，也论及对中原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看法，文书的落款写有‘建初四年’字样，应是指西凉李暠统治时期”。这一《秀才对策文》应是秀才参加科举考试时答卷之一。从马骘、谘的对策情况来看，试题共五道，涉及天文历法、夫妇之道、历史成败、古今异治等。马骘、谘从不同视角答策，其论证与引据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谘的对策较多引用《诗经》《周易》《春秋》《孝经》等儒经，阐释儒家的齐家、治国以及看待历史的思想理念；马骘则多引《周易》等典籍学说，玄学的哲学思辨浓郁。西凉举行策试，秉持了魏晋南北朝官方以儒学为主导兼容玄学的传统，儒、玄思想并立，这也是西凉统治者普遍崇尚儒学、玄学的结果。与此同时，儒、玄二学在中原同期广泛盛行，说明此时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有着共同的历史时代特征。

儒家思想讲求入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实行的郡县制度在西域确立，其职官结构体系基本沿袭两汉以及晋朝的制度，与中原地区郡县制大同小异，而儒家官文书制度就生动反映了官僚制度、组织体系在西域的构建。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来自高昌地方政权时期的官文书来看，既有各行政机构部门上奏给高昌王的上行文书，也有高昌王给各从属机构下达政令的下行文书，文书的行文规范完全按照儒家官文书形式书写而成，表明儒家官文书制度对于高昌地方政权的深刻影响。

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治所分别位于今若羌县楼兰古城和吐鲁番市高昌故城。楼兰古城遗址、民丰县尼雅遗址、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墓地等地出土的魏晋简牍文书如《左传·昭公》《战国策·燕策》《孝经》《急就章》《九九术》等珍贵典籍类简牍文书，都是当地各族民众学习、使用汉文典籍的明证，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西传。高昌之外，其他地区也广泛学习汉语文和儒家经典，“西域儒风”成为一时风尚。各民族间长期共同生活、互学互鉴，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聚合力，共同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六礼”是中国传统婚礼仪式，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套娶亲仪轨在周代即已确立，属于儒家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各民族间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西域婚姻礼俗渐染儒风礼俗。史书记载，高昌地区“姻有六礼”。焉耆“婚姻同华夏”。于阗（今和田地区）、龟兹（今阿克苏地区库车县，位于南疆）等地婚俗与焉耆、高昌地区“略同”，说明这一时期西域婚姻礼俗深受中原影响，是中原文化影响西域各民族文化的历史见证。

四、盛世文化气象中儒家文化的进一步根植

隋唐时期，大一统思想在广度与深度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儒家文化得以进一步根植天山南北。这一时期西域学习儒家经典、写诗与启蒙读物的历史文献，在本地大量出土。新疆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西州（今吐鲁番）学童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残卷。其“长538厘米，每行正文20字左右，原为《论语》的前五篇。发现时，《学而》的全篇和《为政》的大部分已缺，现在《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以及《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每篇的篇题之下都书明‘孔氏本，郑氏注’。卷末的文字表明，这卷郑注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写完的，书写人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十二岁学童卜天寿手抄《论语》，并创作汉文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徒归。”这证实了唐代西域设有私塾教授儒家经典，而且学童熟读字书《千字文》后进一步学习《论语》等经典，均与中原无异，体现儒学教育在西域日渐普遍，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学童都在学习一样的儒家文化典籍。敦煌、吐鲁番等地20世纪以来多次出土《论语·郑玄注》残本，卜天寿抄本是这些残本中保存较好且最长的卷轴，不仅为古代民间书法、艺术以及儒家经典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为盛唐文化气象中儒家文化的进一步根植提供了确证。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唐开元四年（716）贾忠礼抄《论语》残页，该残卷是由高昌县学生贾忠礼抄写《论语》郑氏注的一页。从书体来看，此页为正书小楷，结构合理，笔法稳健，端庄秀丽，高昌地区汉字书法艺术水平之高由此可见。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多件《论语》《尚书》《诗经》《孝经》等儒家典籍抄本，多为官、私塾学生所抄。由此可知，当时官私塾都以儒学典籍为教材，这是唐中央政府教育制度在西域地区推行的历史实证。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除发现春秋“三传”及“四书”“五经”等儒经外，还出土了大量中原典籍的抄本。根据出土文献实物，至少包括了：《典言》、《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急就章》古注本、《千字文》、唐写本郑氏注《论语》公冶长篇、唐写本《尚书》孔氏传《禹贡》《甘誓》残卷、《唐人习字》、唐写《礼记》郑氏注《檀弓》下残卷、唐写《千字文》残卷、古写本《论语集解》残卷、古写本《孝经》残卷、唐写本《开蒙要训》残卷、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篇残卷、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秦伯》《子罕》《乡党》残卷、唐开元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残卷、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残卷、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残卷、唐《千字文》习字、古写本《论语》郑注公冶长等，其中以《尚书》《诗经》发现最多。其中，阿斯塔那墓葬出土了大量反映儒家文化的文书，如“本墓系合葬墓，男尸先葬，出有《唐显庆三年（658年）张善和墓志》，男尸纸帽拆出八七至九四号文书，文书中可以考定年代者为贞观十七年（643年），男尸纸鞋拆出七二至八三号文书。女尸后葬，从纸鞋拆出八五号文书，有武周新字，背面是神龙二年（706年）七月习书《千字文》”。当时在高昌地区兴办有乡学、县学、州学等，与中原无异，仅乡学学生就超过千人，教学课本有《开蒙要训》《千字文》《急就章》等，该地发现的唐经学注解《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说明西域庭州、西州、伊州等地学子能够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考试。2004年巴达木115号墓出土文献包括了大量儒家典籍，有写本《千字文》、写本《论语》尧曰注、写本《孝经》义、写本《论语》、写本《诗经》等，儒家典籍的大量出土，与“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等大量唐诗所记录的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图景一样，既是唐代盛世文化气象中文化双方奔赴的表现，更是这一历史时期儒家文化进一步根植西域的见证。由于唐朝在西域推行州县学制度，用《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学生们能够识习汉语文，儒家文化在西域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和社会进步。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可见，唐代通过教育体系、礼制实践等，培育西域民众的文化认同，在文化管理上形成兼具统一性与适应性的唐朝西域治理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在边疆治理中的历史实践，亦为理解唐代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案例。

此外，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墓室所见的一幅唐代《六屏式列圣鉴训图》仿屏风壁画，从左到右依次绘有欹器、玉人、金人、石人、木人等内容。其中，欹器是古代盛水盛酒的器皿，特点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代表了儒家中庸守成的哲学思想，玉人、金人、石人、木人讲述的是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的处世哲学。这幅壁画表明儒家文化对当时西域的深远影响。

儒家文化宗法伦理观念强调“生要敬养，死要礼葬、祭。”而隋唐时期西域丧葬习俗也效仿儒家厚葬传统。西州地区汉人宗族观念强，多数同族聚居，死后共葬一个墓群，夫妻多为合葬，以供子孙后代祭奠，与中原地区无异。当地丧葬礼俗按照《仪礼》有关规定，死者面部掩巾，双手握木，眼上盖瞑目，头枕鸡鸣枕，身穿绢锦或棉麻，祭祀时使用书写“绢百匹”“黄金百斤”等纸质祭品，每逢元旦时节，各个家族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礼仪式。由此可见，西州丧葬礼俗体现了中原地区“入土为安”的儒家人伦情感，是儒家传统文化中孝道伦理主体地位的体现。

到了五代宋辽夏金时期，于阗、西辽地方政权统治西域，其文化与典章制度多源自中原，深受孔孟之道、宋代理学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据正史记载，在后晋天福三年（938），派遣供奉官张匡邺、判官高居诲前往西域，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当高居诲一行到达于阗时，高居诲如是记录“遂至于阗。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而契丹更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古代民族，西辽的建立者耶律大石是儒学造诣甚高的契丹贵族，他幼承儒学，“通辽、汉字，善骑射”，饱学儒经，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擢翰林应奉”，得到“状元”殊荣而步入仕途，辽制，殿试第一名方能擢授此职，其儒学造诣之深可见。1124年辽朝覆亡前夕，耶律大石为天祚帝（耶律延禧）猜忌被迫北走漠北，率部西征收取了西域“高昌回鹘王国”、“喀喇汗王朝”等地方政权，结束了西域地区多个政权并存约百年的局面，创建了西辽地方政权。

西辽等地方政权的典章制度表现出全面继承旧制，信奉儒家文化理念的特征。西辽统治者以辽代正统自居，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将儒家典章制度、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力引进西域地区。西辽包括官制在内的典章制度，基本继承了辽朝。西辽对属部“柔远怀来”，对境内各民族“轻徭薄赋”，生活习俗上，契丹人迁入西域后仍沿用历史传统，公主出嫁“按照汉女的习惯”梳妆；建筑上受儒家文化影响明显，建筑风格与中原地区孔庙、孔府、孟府等渐趋一致，其建筑构造利用了中原材质和技术，包括瓦当、泥塑、炕式的取暖系统等，对西域文化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称其“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可见，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崇尚儒家文化与儒学教育，在西域广泛传播儒家思想，对西域各民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西辽的儒家文化继续流布西域，实为当时西域受中原文化影响总体发展态势的体现；而“西域儒风”社会现象则促进了西域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

西辽建立以前西域存在“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三个地方政权。“喀喇汗王朝”时期，新疆地区文学艺术发展较快，诞生了一批优秀文学作品，尤以《福乐智慧》为代表。《福乐智慧》的创作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该书序言明言：“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所谓“秦地”“马秦”都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著有大量关于国家观念与伦理道德的阐述，提出“信义是处事为人之本”“优良的品德乃为善之本”“要仁爱为怀，保护人民”，其信义观、人品德行、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观念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就说明了《福乐智慧》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唐宋时期，盛世文化气象中儒家文化在西域的进一步根植，新疆各民族文化呈现出繁荣、开放、包容、多元的景象，在“大一统”思想的浸润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特征愈加明显，随着儒家文化中的“重民本、崇仁爱、讲辩证、守诚信、求大同、尚和合”思想的传入，新疆地区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五、规模空前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儒学的繁荣发展

元明清时期，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多民族大交融、大迁徙带来各种文化思想的交流交融、激荡碰撞，为科技、文化发展提供沃土。该时期，西域崇尚儒学，翻译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成果丰硕。同时，大批畏兀儿即后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迁居内地生活，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名家辈出，成就斐然，呈现出空前大一统政治格局下儒学繁荣发展的景象。

元朝在西域军士集中的“军卫”中设立儒学教育，使得较多驻防官军及家眷、后裔学习和了解儒家文化，以安藏、阿鲁浑萨理、迦鲁纳答思等为代表。如深受元世祖赏识的安藏，幼年“孔释之书皆贯穿”；阿鲁浑萨理通晓蒙、汉、藏、畏兀儿等多种语言文字，忽必烈令其专门研习儒家经史之学，其向忽必烈建言以儒术治理天下。

与此同时，大批畏兀儿人东迁中原，尊崇儒学，学文习儒蔚然成风。成吉思汗时代，畏兀儿名将哈勒率部出征屡立战功，哈勒家族在元大都世代为官；明廷再次起用哈勒后裔平叛，该支畏兀儿人世居湖南省桃源县，成为现桃源县维吾尔族的来历。他们定居在中原后，学习汉语文和儒学文化，“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考中被录用为各级官吏，成为典型的“大儒”和“士人”，涌现出了一大批翻译家、史学家、文学家等。迁往中原地区的畏兀儿人，还有高昌偰氏家族、廉希宪等典型代表，他们精通汉文化，儒学造诣高深。如偰氏家族精通儒学，“偰哲笃世南以儒业起家，在江西时，兄弟五人同登进士第，时人荣之”；廉希宪因“笃好经史，手不释卷”，精通儒学，被元世祖忽必烈称作“廉孟子”，成为知名畏兀儿史学家、文学家。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研究了元代进入中原学习中原文化并在文学、建筑、美术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维吾尔族、回族等西域民族人物132人，其中泰不华、也速答儿赤、廉希宪、不忽木、沙班、丁希元等13人属于“西域人之儒学”，极一时之盛；高昌偰氏一门九进士，其家族“以儒术致通显若此，不可谓非色目人之特色也”，可见儒学修养之深。

来自西域的萨都剌挥赋《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反映现实主义的诗词；贯云石的《正宫·小梁州》《双调·清江引》等诗词流传一时；畏兀儿人偰玉立的《世玉集》等作品，脍炙人口。这批畏兀儿文人儒士精通儒家典籍，效仿华风，习儒渐染，用“文房四宝”创作诗词歌赋，表达了个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与思想内涵，因钻研儒家文化并取得辉煌成就著称于文坛，丰富了我国的文学艺术宝库，给中原文化带来新活力与新气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晋至元以来，随着语言文字、传统思想、典章制度、儒家文化等传入西域，中国古代文人儒生文书工具“文房四宝”亦相继传入西域，对西域地区人们的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明清之际西域出现了以宋明理学诠释伊斯兰教经籍的“以儒诠经”现象，伊斯兰教中国化特点日趋明显。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寺记》碑文诠释伊斯兰教教义：“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教，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象，以《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不伦具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符契，而无所殊焉。”碑文认为伊斯兰教教义与儒家伦理纲常无异，与儒经《周雅》《周书》主旨要义无殊，说明伊斯兰教入华的中国化发展趋势。明末清初回族学者王岱舆在其论著《正教真诠》中大量引述中原“诸如真一、无始、善慈、真赐、五常、真忠、至孝”等儒家观念，“借以论述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将各家各派的种种观念综合在一起，移植到‘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对于该教道德伦理“《正教真诠》等也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发挥和完善伊斯兰教的道德伦理学说”。这表明，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会通，成为这一宗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清前期统治者崇儒重教，“康熙、雍正、乾隆都是儒家文化的大力学习、倡导、推动者”，促进了儒学的繁荣发展，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北疆汉、满等民族聚居区兴办各类学校，传播儒学。在满、锡伯、蒙古等民族中，有官办“八旗官学”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堂就读；在汉族中，有民间“乡塾”与官办“义学”，前者接纳汉民子弟入学就读，后者招收当地汉军子弟就读，镇迪道还置学官，设义学性质书院，定学额，培养了不少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人才，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各民族间的传播。历史上新疆地区兴办的书院，主要分布在现今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清统一新疆后，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于1767年奏请创设，乌鲁木齐及镇迪道各县义学性质的书院陆续建立，光绪年间可谓新疆书院发展史的高峰。

为鼓励学生精进学业，学政对所属县、州、府学生员进行考课，以考查其文字优劣及有无进步。因距学政驻地西安太远，故西域学校考试实行变通之法：“初制，陕甘学政按临肃州之前，密封试题，行镇西府并巴尔库勒道扃试。乾隆四十一年，巴尔库勒道移驻迪化州，改镇迪道，即行镇西府扃试。四十四年，改由学政将试题封送驻防大臣同镇迪道考试。试卷封送学政，按额取进。”成绩优异者由官府推荐赴内地（多为兰州）参加科举考试，以谋求官职。新疆建省后，天山南北次第开办博达书院、养正学堂等各类学校，左宗棠针对语言不通导致“官民隔绝”问题，提出“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加以实施。继任者新疆巡抚刘锦棠认为文化教育应从各民族学童抓起，于是聘请教习，教以《诗》《书》《礼》《易》《春秋》等中华儒学经典，教育天山南北各民族学生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回童中有能诵习一经，熟谙华语者，既经部议，准其另行酌奖。”通过重视并加强新疆官办义学教育，各族学童的汉语水平、对儒家文化的掌握程度有了较大提高，“行之数年，渐知向化”，“是风气渐开之候。”清人著述记载：“近因设义学招读汉书。如尹阿瓦提、阿克苏等处学中，竟有一面改学汉语，能日诵诗书数百言者。”1884年，施补华在途经新疆轮台时，描述了“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的鲜活景象，儒学教育成效可见一斑。

清末新政时期，新疆地区亦根据清中央政府部署，积极在各地兴办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教育，恢复和重建一批社会文化设施，北疆伊犁、迪化（乌鲁木齐）以及南疆各城，次第兴办各类新式学校，各县、州、厅、府学堂大力推广简易识字课本，内容涉及《论语》《三字经》等儒经，向普通民众普及传统文化，新式学堂的兴办促进了儒家文化与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新疆地区社会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9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历史发展证实了，中原地区文化与西域地区文化是双向的相互影响，与汉唐长安有“胡风”、唐代长安有西域文明等同时期进行的，是中原文化在漫长历史时期不间断地传入西域，久久为功，对西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发展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秦始皇“小篆”作为官方统一文字，汉武帝“独尊儒术”为文化国策，张骞“凿空”西域的同时代，儒家文化就在这条“丝绸之路”古道上开始了贯穿古今、跨越山河的西传之路。这不仅推动了中国古典文明的确立，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古典文明确立之始，就使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产生影响，推行国家政令推动了新疆地区与祖国内地经济社会交往，文化双向借鉴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尤其是作为国家文化整合国策的理论基础的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规范，传播到西域后，促进了文化认同，深刻影响了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促进了当地的华夏化进程，“西域儒风”是长时段西域地方与祖国内地各民族文化互动的主旋律，是两千多年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与中原地区各民族文化息息相通、血脉交融事实的历史赞歌。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与丝绸“白练”等物质文明同时传到西域的，还有精神文明的儒家典籍与伦理思想。这些经过长时段沉淀而出土或传世的各种丝绸、儒家典籍写本等珍贵文物，成为“让历史说话、让文物发声、用史实明理、用事实发言”的忠实物证。

见证历史、以史为鉴、启迪后人，新疆地区出土的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以“无声胜有声”的形式向世人清楚地讲明了古代西域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脉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明确立之后，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从一开始几乎同一时期就深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两千多年烙印，在长时期的双向交流，相互吸收与融合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儒风”在中国“大一统”疆域内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史实，也向世人宣告，西域不是“华夏边缘”，更绝非儒学边缘，儒家文化在这里与游牧习惯法嫁接，儒家经典浸润天山南北各民族灵魂深处，通过儒学推动了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使得西域这一“边疆中国”不再是地理上的遥远他者，而主动加入中华文化认同、交融、凝聚的同构过程，“西域儒风”在“多元”中见“一体”，在“边疆”中见“中国”。“让文献说话，让文物发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从出土文献所见的儒家文化流布西域，为世人深刻理解新疆地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提供了确证，为学界反思中国古典文明提供了边疆样本与绝佳个案，也为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认同、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