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王 川
王川，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四川旅游学院基地主任，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
史迁称张骞通西域为“凿通”，意在这一国史上首次有组织的西域道路探险，系统考察了西域人文地理并正式建立了联系，成为道路沟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深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总结。周代周道、蜀道、长江水道、秦代驰道，汉代多条丝绸之路（西北丝路之外还有海上丝路、南方丝路等）、茶马古道，到隋代开通大运河等均如此，均强化了央地政治联系，推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融合。揆诸域外亦大体相同，公元前6世纪始建的罗马大道，鼎盛时29条军事公路通往首都罗马并连接372条大道，长12万公里，便于官兵民商交通与商贸经济发展。前5世纪波斯所建的“波斯御道”，多段与丝绸之路重合或相连，沟通东西。前4世纪监察官卡伊库斯主持修建的“亚壁古道”从军事通道发展为多功能的综合要道，入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道路对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的作用，文献文物相互映证，经典事例不胜枚举。以蜀道为例，作为沟通蜀内各地、蜀中蜀外“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生命线，深刻塑造了西南区域政治格局，影响了西南经济联系、文化面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
其一，道路是推动沿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条件，是中央集权与实施地方治理的“大动脉”。司马错、张仪、李冰、司马相如、唐蒙等官员奉命南下，通过秦并巴蜀、通“西南夷”并建立巴郡、蜀郡、益州郡、临邛县、成都县等郡县，打破了巴蜀、滇、夜郎等“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的“西夷”“南夷”相对隔绝状态，强化了地方的社会治理，推动了西南的开发，古道成为中央权威延伸西南的“大动脉”。
西南历次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均依赖“大动脉”。战国末年司马错入蜀、武帝通“西南夷”、诸葛亮挺进“南中”等，晋桓温入蜀、明初“洪武开滇”等，概莫能外。道路交通的网络形成，影响着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古道交通沿线的行政区划体系亦深刻影响了中央王朝的西南治理架构，“大动脉”构成了中央政权实施地方治理的核心机制。
其二，道路推动了多民族在经济生活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物资流通、经济互补、区域协同的“大桥梁”。先秦巴蜀盛产蜀锦、茶叶等，成都为“锦城”，是汉唐时期我国丝绸主要产地。丝路发现的汉唐织锦大多为蜀锦，唐代更是非蜀产莫属。巴蜀盛产的蜀布、邛竹杖、蜀枸酱等商品，通过蜀道、长江水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畅销四方；并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远销身毒、大夏等域外国家。同时，中原的铁器、农具等，西域的胡萝卜、葡萄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亦传入蜀中。如巨商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主动“进蜀”，采矿铸铁，“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由此可以看到道路交通网络系统的发展，推动了双向的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密切了沿线地带商品流通，促进了农耕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紧密的互补和依赖关系，提升了区域协同的水平。
尤以“大桥路”对推动民族经济互补具有战略意义，不仅密切了道路沿线地区多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而且推动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厚植了民族团结的经济根基，如孙中山所谓，“道路者，文明之母，财富之脉也”。
其三，道路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催化剂，是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双向互动的“大舞台”。蜀道交通沿途穿越了巴蜀、苴、羌、賨、濮、僰等多民族聚居区，与藏彝走廊、茶马古道等重合交叉。多民族在蜀道沿线长期生产相通、经济互补、贸易往来，推动了沿线民族的相互融合，如明代入滇、入黔的交通大道，不仅是来自“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的卫所屯兵、工匠官员的往返干线，还是屯兵把守的政治、经济生命线，亦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动线，“屯堡”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发挥了古长城“军事防御线和文化会聚线”的功能。
历代王朝通过古道对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羁縻或直接统治；羌人、氐人等少数民族政权亦参与争夺蜀道控制权以图发展。这种互动既有冲突，也有合作与融合，成为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古道“大舞台”还承载了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如秦并巴蜀“移秦民万家实之”，汉晋号召“就食巴蜀”、流民入川、僚人北上、五代北人南下，明柳树湾官民移民西南、清湖广填四川、抗战时期“内迁”等，四方民众相望于道，极大地改变了相关地区人口的省籍结构与民族构成，发展了西南文化，强化了多民族的祖先记忆，成为西南民众寻根问祖的重要文化纽带，推动了民族的情感弥笃与交往交流交融。
蜀道在历史发展中，打破了地理阻隔，强化了边疆管控，促进了资源互补，推动了与周边各族先民的交流互动、文化融合与和谐共生，对于稳定中华民族大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道路是民族走廊中充满生机的大动脉，是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桥梁，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发挥了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推动区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互影响、形成并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大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