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程中，巴蜀地区肩负着独特而重要的使命，而巴蜀风格正是这一使命在区域学术与文化层面的集中彰显。巴蜀一地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显示出独特的巴蜀风格。这一风格在中华文明的宏大建构中，不仅彰显于宝墩、三星堆、金沙等早期四川考古发现文物遗存及其呈现的文明进程之中，亦深植于蜀学所蕴含的深邃哲学思辨、经世致用理念，以及其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中华文化基因里，更体现在那些彰显中华文明独特性、传递中国特有价值、展现新时代科技重要发展的中国元素之中。
“风格”一词最早源于汉魏时期的人物品评，指个人的“风度”与“品格”。该词后来延伸至文学艺术领域，指由作者独特的表达方式、审美取向及技艺特质所形成的鲜明标识。随着话语的延展，风格成为泛指特定主体在各类实践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稳定而独特的思维特征、表达体系与价值取向的总称。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语境中，“风格”一词的语义得以深化与拓展，成为统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的综合性学术范畴。就其本质而言，它是特定地域学术共同体在长期知识生产中积淀而成的稳定思维特质，具体表现为独特的思维方式、地域性的研究范式、构建的学术话语权等，深刻凝结了集体思维范式与学术个性的核心内涵，并标志着学术体系成熟度、文化自信度与理论自觉度的沉淀深度。一种风格的形成，意味着对客观存在的独到把握与解释能力，它要求研究者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时，能够构建一套自洽的逻辑起点与分析框架。这种能力不仅映射出特定学术群体对世界本质的认知方式，更反映了特定地域、民族在认知宇宙天道与社会人伦时所秉持的根本立场。此种认知方式深深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是古往今来知识、观念、理论与方法交融积淀的结晶，其根本价值在于能够将深厚的历史积淀转化为解决现代问题的创新动力。
就中国而言，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就是具有中国文化资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选择性地吸收并融合了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具体到巴蜀而言，所谓“巴蜀风格”正是一种深植于本土的文化基因，且对客观存在具备独到把握和解释能力的理论认知与实践体系。巴蜀风格是巴蜀文化在数千年演进中，根植于巴山蜀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各族民众的创造实践，孕育出的独特的物质文明、深邃的思想传统和鲜明的理论体系。精确而言，巴蜀风格深植于巴蜀考古发现所夯实的历史根基之中，熔铸在以蜀学为核心的哲学思辨、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以及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之内，并最终彰显于以数字智造为引领、区域协调发展为特色的新时代科技发展实践。立足自古以来蜀学传统的巴蜀风格，还体现了巴蜀特有的地理区位特色，如国家战略腹地、西南文化核心、民族宗教特色以及新时代四川的创新实践等。
二、巴蜀考古新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巴山蜀水孕育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缩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这是对巴蜀文化发展史的现实解读。通过近年巴蜀地区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可进一步证实古蜀文明史实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唯物史观下的巴蜀考古实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及良渚、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遗址等文化瑰宝，强调它们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这一重要论述为学界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考古学的伟大发现，提供了无比宏阔的历史视野。
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凭借其无可辩驳的物质遗存，在中华文明史上绘就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这些遗址揭示出古蜀文明具有鲜明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它以青铜神树、金权杖、金面罩、太阳神鸟等独特器物和复合神殿等精湛的青铜艺术造型，展现出古蜀高度发达且独树一帜的先进区域文明。另一方面，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如铜尊、铜罍、玉琮、玉璧等，与中原二里头、殷墟文化以及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良渚文化高度相似，尤其是玉琮更是和良渚遗址出土的器型高度一致。这深刻印证了古蜀国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区的核心文化要素，彰显了其在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中的重要地位。这种物质、技术与艺术的传播流动，不仅跨越了地理阻隔，更推动了中华多元文明之间的社会价值认同逐步形成。
巴蜀考古成果精确回应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籍文献中关于古蜀王世系与历史事件的记载，使传世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与出土文物实现了相互印证，不仅跨越了“疑古”阶段，更在“信古”的基础上将历史研究推向“释古”的新高度。现代科技手段全面介入后，进一步推动了考古发掘、文献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当代科技坚定地支撑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巴蜀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演进历程，这为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提供了关键证据。巴蜀考古以其丰富的出土器物，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二）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理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以戈登·柴尔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立足西亚两河流域与北非古埃及的考古经验，提炼出“文字、冶金术、城市”三项标准，用以界定古代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即著名的“文明三要素”说。该标准长期在西方史学与考古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被视为界定文明的普遍准则。若严格以此尺度为标准，由于殷墟甲骨文是中国确证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中华文明的信史起点便只能追溯至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年。正因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持保留甚至质疑态度。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国家的出现才是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深刻阐明，文明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其核心标志体现为强制性公共权力的确立、阶级的分化与分层，以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
三星堆遗址的百年系统考古发掘，正为这一理论框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尽管迄今尚未在三星堆发现可解读的文字系统，但规模宏大的城墙遗址、造型独特的青铜礼器以及工艺精湛的玉石器等，表明古蜀社会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组织、完备的礼制体系和高度发达的专业分工。若将目光进一步上溯，宝墩遗址的考古发现则从古蜀文明源头的角度，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证据。这些特征无不指向距今3700—4500年前的成都平原已存在早期国家形态，打破了西方对中国早期历史及国家起源多元化的质疑。因此，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文明诞生的根本标志，不仅契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也为理解全球范围内早期社会的多样性发展路径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考古实证。宝墩和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正是这一“中国方案”的生动注脚，实证了即使在文字缺席的情况下，文明之光依然可以通过国家形态得以确证。
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等古蜀遗址所呈现的国家形态既具独特性亦具普遍意义，为理解全球视野下文明诞生的复杂机制贡献了具有浓郁巴蜀风格的“中国样本”。
（三）见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
巴蜀考古学的丰硕成果雄辩地证明，巴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是推动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形成、巩固大一统国家版图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标志着这一地区在政治形态上彻底融入华夏大一统体系。2021年成都在旧城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冶铸遗存，尤为珍贵的是发现了成都地区迄今最早的秦代简牍，其上“成都”及“西工师”等字样清晰可辨，实证了巴蜀并入秦朝行政管辖的历史进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维系不仅仅依赖于行政管理，也依赖于跨区域的文化经济融合。两汉时期，大量反映农耕市井的画像砖、伏羲女娲等理念的传入、汉式陶俑与五铢钱的出土，深刻映射出巴蜀民众在生产生活方式、丧葬礼仪与国家认同上，已全面融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秩序中；而云南新近出土的大量汉晋文物，实证了“通西南夷道”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发展为西南文化中心的历程。唐宋至明清时期，茶马互市逐步形成国家制度，依托川藏道、滇藏道等庞大的交通网络，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骡马、巴蜀的茶叶实现了互补性的战略性互换。这种紧密的贸易依赖关系，密切了经济联系，强化了民族交往，促进了文化认同，有效增强了边疆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巩固了西南边疆的安全与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及至红军长征到了西南，与红色土司安登榜、凉山彝族头人小叶丹、宗教地方领袖等情谊深厚，得到了藏羌彝等西南民族的大力支持，推动了红军北上抗日，这种多元一体的深度交融，凝结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价值认同底线，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可见，在巴蜀数千年社会发展历程中，无论政权更迭还是外敌入侵，这份“家国一体”的深沉共识、“五个共同”史观、中华民族“四大理念”与国家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夙愿。在反抗列强入侵、抗日战争、长征等近现代民族危亡的血火淬炼中，凝聚成惊天动地的历史能量。巴蜀大地由此成为革命热土，走出了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开国元勋，他们以坚韧忠诚与无畏牺牲，将巴蜀风骨熔铸于民族血脉。他们身上所彰显的，正是巴蜀古代文明那份强悍生命力与家国情怀的终极回响。
三、巴蜀学术思想对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理论渊源的丰富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优秀基因，蕴含着丰富的可被现代学术提炼的哲学智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构成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自主性根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以蜀学为代表的巴蜀学术思想历经千余年的变革与发展，至今依然对巴蜀发挥着重大作用，对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与发展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彰显了开拓创新与兼容并包的内核
巴蜀学术在数千年的演进中，始终葆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原创精神与“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思想格局。这一精神内核不仅外显于鲜明的治学态度，更深植于其哲学本体论的建构与经典诠释学认识论的突破之中。而巴蜀哲学所展现的极强开放性与包容性，关键源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交通网络。作为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巴蜀哲学思想成功调和了中原儒家伦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崇拜，融通了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与佛教圆融无碍的智慧。各种思想潜流在此交汇，形成独特的“文化水库”，再经不断碰撞激荡、沉淀融合，最终创生出崭新的哲学形态。巴蜀地区多民族的长期共处与碰撞，使其文化在哲学层面难以维系单一、排他的正统道统。为维护区域和谐共生，巴蜀哲学内在地演化出高度的宽容精神与妥协智慧。这种调和矛盾、寻求共生的思想特质，深刻塑造了巴蜀先民“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自然观，并最终升华为一种极具务实品格的创造性实践。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都江堰，堪称这一哲学精髓的典范之作。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留存的无坝引水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完美诠释了巴蜀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包容理念。这种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的创新实践，使得都江堰历经两千余年沧桑，至今仍泽被天府，彰显着其超越时代的生命力。其所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与实践智慧，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生动写照。这深刻启示我们，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妥善处理学术发展与国家需求、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人与自然三对核心关系。唯有坚持守正创新，在恪守科学规律与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方能构建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二）沉淀了世俗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底色
巴蜀之学的人情主义，与理学的道德绝对主义有着显著区别。在程颢、程颐、朱熹等高举“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理”奉为宇宙与伦理的最高准则之际，巴蜀之地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则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蜀学思想体系。其重要特征和突出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它对“自然之人情”的尊崇，并在哲学层面赋予其根本性的地位。这使其显著区别于当时更强调道德理性的理学主流，成为巴蜀哲学的独特风貌。“三苏”敏锐地指出，抽象的“天理”一旦脱离具体鲜活的人情物理，便会沦为悬置高空、压抑人性的空洞教条。他们旗帜鲜明地主张，道德规范与礼法制度的生命力并非源于某种形而上学的至高法则，而是深深植根于人类普遍存在的自然情感及生活实践之中。这种将“人情为本”提升到哲学高度的思想，在奉天理为至尊的时代不啻于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它赋予人的自然情感以坚实的哲学根基，确认了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进而开创了一条充满人情温度与生命活力的思想路径，为理解人性和构建社会秩序提供了全新的可能。
蜀学的这一深厚的人文关怀，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三苏”的法治思想中。苏洵《六经论》一文的核心主线便是“重人情”。他指出，圣人制礼作乐、颁布六经的根本目的，在于顺应、引导、规范人情，使之归于中正，避免混乱；六经的伟大，恰恰源于其对人情物理的深刻把握与合理安顿。苏轼在全面继承了其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明确提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的著名论断。在他的思想体系中，“道”并非抽象的理念或冰冷的律令，礼法应“简易”“便民”，而不是繁文缛节和过度束缚。他强烈主张顺应自然之理，认为“矫拂人情”只会导致“法弊”和“俗伪”。他的哲学充满了艺术气质与生命真谛，其豁达超脱的境界，既代表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高峰，也体现了巴蜀学术关怀个体、尊重多元的温暖特质。苏辙与父兄的一脉相承，在伦理与制度哲学领域表现得尤其明显。他明确提出礼的本质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强调“礼”与“情”密不可分；认为礼的根本作用在于“养人”“导民”，而不是单纯的“禁人”“防民”。这种将崇高的道德要求还原到朴素的情感关怀的理念，充分调和了封建礼教的压迫，展现了巴蜀哲学浓厚的人性光辉和立足现实的世俗理性。
巴蜀学术这种贴近世俗、尊重人情的思想底色深刻启示我们，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将学术触角真正下沉至广袤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将对公平、正义与人类福祉的追求奉为学术研究的最高价值指向，所构建的哲学体系方能具有直抵人心的“温度”，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焕发出蓬勃不息的理论生命力。
（三）熔铸了经世致用与批判反思的立场
巴蜀学术思想的重要特质，在于其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原则与强烈的批判反思精神，这一特质在认识论上体现为反空谈、重实践的价值取向，在哲学与社会品格上则表现为不畏权威的独立意识。正是这种植根实践、善于反思的思想内核，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与实践参照。
纵观巴蜀学术的演进历程，经世致用始终是一条清晰可辨的主线。巴蜀先贤们认为儒家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最终都必须落实为消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福祉的实践方略，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他们认可的真正学问，从来不只是书斋里的冥思，而是必须回应时代的呼唤，解决现实的困局。汉代扬雄关注制度，其《太玄》《法言》直指时代核心命题。宋代“三苏”父子探讨治国之道，其策论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将“精深学思”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智慧。及至近代，面对民族危亡，巴蜀学者更自觉地投身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探索。这一演进轨迹昭示了一个根本信念——认识世界的终极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这种注重实效、强调学术介入社会实践的导向，赋予了巴蜀哲学独特的力量感与厚重感，也为后世树立了“学必有用”的治学标杆。
与此同时，巴蜀学术的批判反思精神同样值得珍视。历代巴蜀学者面对权威不盲从、不苟同，这种独立品格在当代语境下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发扬这种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西方各类理论进行辩证吸收与批判扬弃，坚决抵制学术上的附庸心态。只有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展开对话，才能真正实现学术上的平等交流与互鉴。今天，继承巴蜀学术传统，必然要求学者以解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从繁琐考据和空洞辞藻中解放出来，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使哲学社会科学真正成为时代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同时，构建中国自主的学术体系，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新时代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新发展的最大增量。
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巴蜀文化元素
中华文化是多种文化元素共同构成的，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形象彰显着独有的文化魅力。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和中国奇迹的成功实践，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能够“立”住的坚实基础和丰富素材。中华文化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撑。中华文明多元通和、兼容并蓄，巴蜀文化元素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巴蜀独有元素彰显中国文明原创魅力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祭山图玉璋、金杖、黄金面具等巴蜀独有的器物，不仅数量丰富、造型独特、价值突出，其在艺术表现形式与宗教信仰表达层面，集中体现出鲜明的地域审美特质与浪漫主义、超现实性精神内涵，生动再现了古蜀文明独特的文化面貌与精神世界，共同塑造了古蜀文明别具一格的文化风格与学术标识。这些独有元素不仅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通过特有的文化原创意涵，彰显了中华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便具备强大的自我创新能力与多元文化整合力。
巴蜀独有的文化元素也体现在精湛的手工技艺上，蜀锦和蜀绣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早在汉代，中央政府就在成都专设“锦官”一职管理蜀锦生产。蜀锦以“经丝起花”技法为核心，成为汉唐时期中国织锦技术的典范。其生产工具从东汉“丁桥织机”演进为唐宋“束综提花机”，实现了大幅宽与复杂纹样织造，催生出雨丝锦、彩晕锦等经典品种，代表了中国古代经锦体系的最高成就。蜀绣凭借其独创的8大类72种针法体系跻身“四大名绣”。其中，蜀绣的标志性“晕针”通过分层铺色，营造出类似水墨画的自然晕染效果；在质感表现上，“丝毛针”技法使熊猫毛发根根分明。而代表其技艺巅峰的为“双面异形异色绣”，可以一面绣鸟兽，一面绣花卉。尤为重要的是，蜀锦与蜀绣并非孤立发展，而是在“原创”路径上深度交融。最具代表性的“衣锦纹针”为蜀绣注入了“织造之美”，而蜀锦则通过特殊的织造纹饰，可现蜀绣“晕针”的细腻晕染效果。两者更显著的交融体现在材料层面，即蜀绣常以蜀锦为底料制作宫廷服饰。蜀锦与蜀绣作为巴蜀大地上孕育的独有文化瑰宝，其精妙的工艺互渗与卓越成就，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原创魅力的传统体现；而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已经举办了32届，走向全球，闻名中外，在新时代绽放出巴蜀文化的新光彩，可谓书写了巴蜀文化与世界文明互鉴的璀璨篇章。
（二）巴蜀“和合”元素传递中国价值的普遍意蕴
在全球文明倡议“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精神指引下，深入发掘并广泛传播这些承载“和合”智慧的巴蜀元素，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更是突破西方话语霸权、构建公平国际话语秩序的战略破局点。具有巴蜀特色的元素符号，早已超越单纯的地域标识，升华为承载东方智慧的“中国符号”。它们在跨文化传播中，既能保持内核的独特性，又能引发人类普遍共鸣。
巴蜀命名的“川”字号物质文明，如“川菜”“川酒”“川茶”“川药”等，最能够体现“和合”元素与包容能力。譬如，川菜以其极强的包容性与创新整合能力，深深扎根于市井烟火与百姓灶台，构建了“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独特风味体系、24种复合味型与38种烹饪技法，共同缔造出无与伦比的味觉世界。其中，成都帮是近代川菜的发源地、大本营，蓉派川菜尤为突出，饮食文化在巴蜀地区最为深厚，它以精细、温和、绵香悠长为显著特征，既体现了成都平原农耕文明从容不迫、内敛精致的文化特质，更深刻诠释了“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川酒六大知名品牌，共同引领着中国酿酒文化的发展，承载的“有舍才有得”的辩证智慧，收藏文化的“老窖”哲思，“调和五粮”的“和合”理念，精妙诠释了东方哲学的深邃思想，无须赘言便能引发跨越文化的普遍共鸣。深入剖析这些鲜明的巴蜀文化元素，可见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从川菜“五味调和”的包容哲学，再到川酒“辩证统一”的酿造之道，这些文化元素之所以能跨越种族之别和语言藩篱，其根本在于它们通过美妙的味觉，将抽象的“和合”理念巧妙转化为全人类可感知的价值共鸣。它们向世界生动诠释，中国人的“和”绝非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而是“和实生物”的创造力量；中国人的“合”亦非简单的拼接叠加，而是“合同一家”的共生智慧。
正是这种将深邃哲思融入日常体验的非凡能力，赋予了巴蜀“和合”理念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和合”理念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之一，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深入发掘并广泛传播这些巴蜀风格的“和合”智慧，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突破西方话语体系局限、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五、结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应对全球思想变局的战略布局，也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重要特征，更是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集中体现。在此基础上，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明确为国家战略任务，推动该目标从政策倡议走向制度化落实。作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国家战略的区域实践载体，巴蜀风格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作用是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或区域文化标签，更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强大理论张力与旺盛时代活力的学术范式与理论源泉。这一风格渗透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从而铸就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动能。
在学科体系建设层面，以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古蜀文明遗址为代表的巴蜀考古重大发现与丰富蜀学文献，不仅极大地拓展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基础学科的研究边界，更催生出横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等多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集群，推动形成了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生态民族学等新兴学科方向，推动了学科特色化建设。这些丰富的考古实物遗存与典籍文献，为揭示无成熟文字社会政体的演进规律提供了关键证据，为确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观叙事框架、深化早期国家形态研究以及塑造中国早期历史观，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学科基石。
在学术体系建设层面，源远流长的蜀学传统展现出独特而鲜明的巴蜀气韵。蜀学在发展史上之所以特色鲜明，对中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原因在于开拓创新。开拓创新精神与蜀学人文主义的法治伦理观的结合，既坚守以民为本的价值立场，又彰显深切的世俗关怀。历代巴蜀学者躬行践履、经世致用、勇于批判的学风，更是凝练为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传统。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要求深度契合，为当代学术创新提供了丰厚的本土滋养。承此脉络，从《巴蜀全书》的系统编纂与抢救整理，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治理探索，再到以数智技术赋能学术研究、文旅深度融合等前沿研究，无不彰显出一种植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学术自觉。
在话语体系建设层面，巴蜀地区依托川菜、川剧、川酒、大熊猫等极具辨识度的巴蜀符号，并创新“中文+文化特色项目”等对外交流模式，推动文化遗产学的探索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传播，实现了从枯燥的单向理论输出向可感可触的跨文化叙事的转变；兼之在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方面的战略布局，巴蜀地区正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两个结合”，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和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以其深刻的理论洞见，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与清晰的发展路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巴蜀大地的生动呈现，巴蜀风格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既是对“两个结合”深刻意涵的时代回应，更是以文化自信推动理论创新的生动实践。它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独特的人文精神，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宏伟进程中，不断汲取传统智慧、回应时代命题，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断丰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符号，打造更多融合了巴蜀风格的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巴蜀智慧力量，绽放出璀璨的时代光芒。
